
编者按
本文以道光年间陈用光致子家书为线索,细腻勾勒出清代边疆吏治与家庭情感交织的历史图景。吏目的一生,本来几乎难以留下记载。但作者考据扎实,叙述从容,从一封封家书中提炼出官僚体系的生存哲学与父辈的深切忧虑,展现了父子情感、官场生态和边疆历史,既见时代风云,又显人情温度。

道光年间的一卷家书
文 | 陆蓓容
(《读书》2026年1期新刊)
清代嘉庆末、道光初年间,边疆民族史上有一件大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白山派和卓首领的后人张格尔,意图恢复往日的格局,煽动民族矛盾,实行叛乱。道光四年秋、五年夏,他曾经两次侵袭,为乱南疆。清廷未能妥善处理,致失先机。道光六年,叛乱滋盛,清军镇压两载有余,始告成功,于道光八年初生擒逆首,将他押解回京后公开处死。叛乱初起之时,河西走廊就是南疆战场的大后方。有一位江西小伙陈兰豫,官运不佳,此时居然在甘肃供职,免不了被边疆的乱局带入漩涡。
陈兰豫只是个杂流小官,没有留下著作,很难知道他如何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差事,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好在他有一位官至四品的父亲陈用光(一七六八至一八三五)。陈用光是正经读书出仕的,以廪贡生考取嘉庆庚申(一八〇〇)顺天乡试,次年(一八〇一),三十四岁上中了进士,以后一路翰林、学士、学政、侍郎,都是京官。他有四儿七女,陈兰豫是最小的男孩,考运不佳,所以才靠父亲托底运作一番,送到远方谋了个事做。这远方,就是甘肃静宁州(今平凉市静宁县);官职,则是“州吏目”,一个负责刑名,兼掌文书的从九品低级职位。

《清代学者象传·陈用光》
兰豫一定对父亲颇有感情,保存了许多家书,并且按时间顺序排列,装为一卷。而陈用光也一定“爱怜其少子”,自儿子离家之日起,寄信不辍,陆续传授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之中,既有修身立德的高尚理念,也有迎合领导、摆平同事、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职场经验”,令读者感慨人性确实复杂。
身为儒家教育体系下的成功者,陈用光确实认为年轻人应当修身立德,好好工作。他知道初出茅庐的孩子无拘无束,极易为恶习所染,便和妻子一同加以劝阻,反复要求兰豫戒酒。明知社交场合中酒局难免,就让他抬出父母之命来做挡箭牌。嫖赌自然比酗酒还要糟糕,尤其令他担心。道光五年五月廿九日(一八二五年七月十四日),得知儿子身边一名号为“葵庄”的亲戚好赌,陈用光回信便说:你既然劝不住他,可以作罢。不要为此失去了亲戚情谊。但是在你自己,却是“不可软面皮”。若有人嘲笑你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洁身自好,不肯与人赌赛,你千万要顶住压力。赌博易于成瘾而难于戒断,“汝若下水,便拔脚不出矣”。

[清]陈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一《论攻滑县贼折子》
这样大白话一般朴实恳切的劝言,应当出自真心。但这位父亲毕竟老于宦海,也深谙两条腿走路的道理,为儿子经营起人脉来不遗余力。譬如,嘉庆、道光年间最著名的武将杨芳,字诚村,当时正提督陕西固原。陈用光写信给杨芳时,就打算好了要让陈兰豫从甘肃转交,并嘱咐儿子:你可以在我的信之外加一封禀帖,同时寄去。杨芳和我是结义兄弟,感情很好,你该向他介绍自己。道光五年初秋的一封信,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这一年是乡试之年,陈用光也得到考试差使,于离京出差途中寄出一通短简,对儿子说:
刘筠圃师处,汝应作一禀贺喜得差兼请安方是。但此刻不必汲汲,须打听回朝时,或放何省学政时寄往何省去。陆平泉、那竹汀两师皆应作禀,在京时甚亲热,岂到甘时忘之耶?平泉师虽未屡见,然亦曾为汝作书也。凡事不可过板抽板。汝作小官,尤宜知此意。
筠圃,即刘彬士(一七七〇至一八三八),与陈用光进士同年;陆平泉,名以庄(?至一八二七),嘉庆元年进士;那竹汀,名清安(一七六七至一八三四),满洲人,嘉庆十年进士。过去乡会二试,举子得称考官为师。考察这三位的履历,似无重合,但分别在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十八年(一八一三)、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参与过顺天乡试工作。不难猜测,兰豫恐怕以官二代的身份在北京考过举人,然而三战三败,这才放弃了正途进阶之路。

[清]陈用光撰《太乙舟诗集》卷一《勖幼儿兰豫二十初度》
道光五年,正逢刘彬士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对清贫的京官们来说,简放学差既是荣耀,也有实利,确实值得高兴。若能外任三年学政,主持地方风雅,更是美事。所以陈用光让儿子写信向刘老师表示祝贺,但又告诉他:写这样的信不可过于刻意。最好巧裁天衣,找个恰当的时机。他又连带提起另两位大人,教导说:有求于人时万般亲热,一旦殊途就不复闻问,实属不智。良好的关系在于维护,你应该真把老师们放在心里,时时捎信请安。屡次落榜的儿子,是否会觉得无颜面对老师,提起笔来就萌生几分尴尬?陈用光显然并不在意,要么不觉得此事可能关乎自尊,要么,他认为,对一个没有根基的小官来说,社会关系比自尊更有意义。
这样一位父亲得知边疆异动,会让儿子尽书生报国的责任,还是要求他不可轻举妄动呢?在历史现场之中,他几乎本能地选择了后撤。五月廿九日(一八二五年七月十四日)札开头,陈用光向儿子询问:“青海事体如何?便中可详寄我。此差吾不望汝得之。若派汝,汝须有识见才情,途中迟速缓急,步步留意,便可练出用兵学问来。此事非有学问人不能办,我所以不望汝得也。”

《太乙舟诗集》卷一《入江南境候吏来迎因忆幼子兰豫却寄》
这里的“青海事体”,语焉不详,无法判断它与张格尔事件的直接关联。不过,这一年正月,陕甘总督那彦成奏请沿边会哨,亦即要求中央责成甘肃提督提高日常巡查质量,加强监督,防范边疆乱局。五月廿日,那彦成又会同西宁办事大臣穆兰岱上奏,为了禁绝内地人民与藏民私相贸易与来往,“严饬沿边文武员弁查拿偷渡贼匪及透漏奸徒”,并且在西宁康家寨堡(今属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加紧巡防(《那彦成青海奏议》,275—278页)。陈兰豫在甘肃,虽是文职,也要干“作文、巡捕”两项工作。其差使若在这两件本职之中,其实还不怎样危险。但父亲已经紧张了起来,劝道:你是个没本事的,不必去争取相关机会,为了几个钱直面危险,实在不值。
这一时期前后,清廷对张格尔本人的动向已高度关注。四月丙寅(五月二十六日),伊犁将军庆祥查探了张格尔的下落,当时他非常狼狈,从者寥寥,游移无定,一副无力反扑的样子。到了五月癸丑(七月十二日),也就是陈用光寄信前两天,局面陡然一变。这天道光帝上谕有云:
逆裔张格尔自上年九月经官兵剿捕,窜投喀拉提锦,又来至伊尔古楚卡伦外,仍图窥犯。因防捕严紧,仍复远窜,差人投降数次,经永芹等叠派伯克护卫出卡申约晓谕,该逆始终犹豫,诱约奈曼部落布噜特比等不从,退移二十里外,窜去无踪。狼子野心,情殊狡诈。……该逆如敢再来,该大臣当相机尽力歼捦,不可轻信其言,致堕奸计。(《宣宗实录》,卷八十二)
卡伦即哨所之意。原来,经过上一年的交锋,张格尔非但不是真心投降,反而数度接近哨所,窥探清军虚实。道光皇帝下定决心,敌方如若再犯,就要努力剿灭。在此后几卷《清实录》里,张格尔反复滋扰哨所,清军镇守应对的镜头越来越多。到了十月,张格尔又在一次侵扰后远窜,但喀什噶尔已然混乱,回民们惶恐不安,清廷只好增派官军人手前往当地维持秩序。不久后(十二月六日),朝廷就为军情进行了人事调动:以大学士陕甘总督长龄署伊犁将军,陕西固原提督杨遇春署陕甘总督,命署陕甘总督鄂山回陕西巡抚任,调湖南提督杨芳为陕西固原提督。
这些人,要么是陈兰豫头上好几层的大领导,要么是与陈氏家族有过公私接触的高级官员——得知杨遇春任陕甘总督之后,陈用光甚至在信里问过儿子,杨少保的字号是什么?“少保虽不知我,然闻其为人有名将风格,自必知人善任使。又其子河南方伯是钟溪门人,若问及钟溪,自必另眼看汝。”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杨遇春虽然不知道我,但他儿子考科举时,出自我隔房侄子陈希曾(一七六六至一八一六)门下。现成关系虽然没有,大家绕个弯还是世谊。你若面见杨大人,可以寻个适当的时机,说一句陈希曾是你堂哥,必得其格外亲厚。

杨遇春画像(来源:wikipedia.org)
然而,与领导好好相处是一回事,被领导派去打仗是另一回事。这时,道光五年已交了冬天。南疆寒冷,加以冰雪渐至,攻守双方都受限于天气,张格尔撤退至哨所外五六百里的地方。在一线领军的庆祥、永芹两位将军,仍然奉命设法拘捕逆首,而新封的伊犁将军长龄也正在赶赴任所。十一月癸卯(十二月二十九日),道光皇帝命令酌情为喀什噶尔增添驻派人手。已从伊犁派去官兵一千名,但恐怕仍然不够。他要求长龄将军到任后,判断实际情况,上奏禀明,一旦缺员,就从附近各城调人前去,以壮声威(《宣宗实录》,卷九十一)。
道光帝的圣旨颁下后九天,陈用光又给儿子发出了长信。前半从略,中后段云:
喀什噶尔之行难以遥断。我舐犊之爱,自不愿汝作此远行,然或制府以汝为能伍事,要带汝去,亦无妨,但汝自己不必要去耳。我料此事未必用兵,杨制府老成持重,非喜功生事之人,能知以羁縻勿绝为抚彝要着,则制府未必行也。即或不能不行,亦但身临近边之境,遥为声援而已。汝在外,总须时刻以小心谨慎四字勿忘却为念……
这里的杨制府,正是杨遇春。不知是兰豫来信提起了张格尔事件近况,还是陈用光在朝堂里听闻了近期的局面。杨遇春会不会选拔一批人员同去前线,兰豫到底要不要跟从,就成了此后的焦点话题。此时,陈大人把希望寄托在领导身上,认为杨氏并非贪功冒进之人,不会贸然前往。于是要求儿子先拿定一个不主动也不拒绝的态度,但若是被领导看中选上,也无妨跟去,在前线附近叫叫好,给军士们加油鼓劲。无论如何,必须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上。此际的局面必定让老陈深深忧虑,十二月初九(一八二六年一月十六日)的信里,他又找补了一句:“至喀什噶尔之行,则不愿汝去,杨制军老成持重,明于事机,必不轻举妄动也。”并在“不愿汝去”,与“必不轻举妄动也”两处密密加圈。
可是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平乱意志非常坚决,地方执政人员难以推拒。很快,道光皇帝再度发出上谕,要求准备兵马粮草之外,不拘一格地拣选人才:“然总在用人得力,方能集事。无论满汉官兵以至回子伯克人等,何人堪用,各尽所长”,并强调务须相机行事,当敌军接近哨所时出兵歼灭。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八记载,道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26年1月25日)前后,道光皇帝针对平乱再次发出上谕(来源: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不到半个月之后(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历史上的道光五年已进入真正的尾声。陈用光从同事那里听到些情况,又补书一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昨秀年伯来云,喀什噶尔断不可去,现在亦断无用兵之事。汝前未随长中堂去,甚好,使我稍放心。”长龄为文华殿大学士,故称中堂。他是十一月初六从四川广元起身赶赴前线的。喀什噶尔路远,时节又天寒地冻,陈用光写信之时,长龄还未必到任。他恐怕是在途中经过兰州,捎带着挑选随员,而兰豫不曾报名。明知此时凛然严冬,仗打不起来,做父亲的还在积极打探消息,力图让儿子立于真正安全的境地。
传世的家书就写到这一回为止,而在历史时空之中,战况又拉锯了一年多。道光六年夏天,张格尔势力扩张,侵入哨所。七月癸巳(一八二六年八月十六日),清廷又派署陕甘总督杨遇春统领大兵前赴回疆,筹办剿捕事宜。空出的陕甘总督之位再度由鄂山署理。这一天的上谕尤其关心人员与后勤两大问题,要求杨遇春自行挑选随员,与布政、按察两司算定粮草,报给鄂山限时筹措。秋天,喀什噶尔遭遇围城七十天后陷落,将军庆祥自杀而死。道光七年三月,杨遇春光复四城,班师入关;八年正月,杨芳才完成了生擒张格尔的大业。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战图》第八幅描绘了生擒张格尔的场景,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显然,在这漫长的时日之中,无论身处何方,陈兰豫和他的同事们都会过得紧张而艰苦。要么成为前线的文书工作者,终日羽书飞檄不得安宁,要么就在后方安排勤务,在急如星火的期限内,一次次输送军需物资。陈用光一定非常着急,时刻牵挂着家中最小的孩子。如果兰豫真去了新疆,交通不便,恐怕连信也难通几回了。
该当如何评价这位父亲呢?他自己亲口承认的“舐犊之爱”,确实最好。书信里的陈用光,是一位尚属良善的普通人。他顺应于无形的社会环境,接受了其间主流的规则,不深思这一条与那一条会不会有矛盾,以此可以一边让儿子做个有操守也有技术的好官,一边帮他疏通关系,制造好感,铺好晋升之路。他真诚地相信这二者缺一不可,虽认为升官不急在一时,又坚称好官迟早能够“上去”,总有腾飞的一天。
从这些书信看来,一位四品官员的信息渠道和可用资源也不算太多。陈用光的具体安排常常随着人事调整而落空,为儿子牵线搭桥的各种布局行动,似乎也难以尽数兑现,常要寄希望于机遇和运气。平安日子里,他鼓励孩子黾勉从事,哪怕只是装出一份勤谨,在上司面前挣些印象分;嗅到打仗的风声,又先是揣摩人性,不信真打,再是反复要求孩子不许去。尽管理论上说,文官序列里的底层人员,真到前线也只能打杂跑腿,未见得捐躯赴国难。而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永远是孩子,是可以被历练,却容不得闪失的千金之子。好官也要有命做,爱民与牺牲间相去天壤,父亲心里一片清明。

《太乙舟文集》卷三《四子字说》
吏目的一生,本来几乎难以留下记载。陈用光的护犊之心有何着落,原是不得而知。而陈兰豫的名字竟然曾在官修史书中闪现过一次。那是一部《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通常认为成于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收录了关于张格尔之乱的各种文书。道光七年十月戊子(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四日),论功行赏之际,署陕甘总督鄂山等官员向道光皇帝保奏“关外办理粮台出力人员”,请予鼓励。上谕批复中有这样一句:
甘肃静宁州吏目陈兰豫、陕西雒南县典史徐旭,俱着各归原省,以府经历、县丞即补。(《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四库未收书辑刊,五辑五册,476页)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五十二记载了张格尔之乱平定后陈兰豫的着落(来源: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两年前的冬天,老父亲提心吊胆,怕儿子的活计被同事架空,升职机会被谣言搅黄,怕他被带往前线,一不小心呜呼哀哉。原来,在这边境不平的岁月里,兰豫到底是去了嘉峪关外,承担支应粮草的后勤工作。好在这活儿不要命,并且因此得到一个八品的县丞帽子,升了官。可从此,陈兰豫的名字又几乎消失在故纸堆中。仅能根据光绪年间陈家后人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朱卷履历查知,他一直在甘肃工作,没有再回到故乡。
兰豫下一次见于常见文献是八年之后。在陈用光的墓志铭中,循例记录儿女情况的位置上。那个久为父亲牵挂的幼子,成了“高台县县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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