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远配资《读书》新刊|李瑾：王莽的面相

编者按

地皇四年十月初六（公元23年10月6日），绿林军攻破长安，新朝皇帝王莽被杀，其头颅被献给更始帝刘玄。这颗头颅有着怎样的面相？

“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这是史家主观的评断和写画。李瑾尝试还原王莽的面相，比如“担任大司马之后最主要的面相是改革家”，重视制礼作乐，以周公辅政为主要叙事，而代汉之后，则以圣王自居，其建立的新朝亦曾被视作上承天命。一部中国史中唯有王莽将儒学整体性搬上政治舞台，却被史家定为“篡弑”，直到近世才有学者为其正名。无论王莽还是儒学，都不只具有一个面相，即便是权威的观点也不应被当成一种可以顺手拿来的固定体系，最多不过是充满洞见且有待批判反思的思想资源。

王莽的面相

——兼说新朝的天命和“躁进”

文｜李瑾

（《读书》2026年2期新刊）

元康五年（二九五），洛阳官家仓库起火。《晋书》说：“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华”，即司空、壮武郡公张华。其坚持治安第一，救灾第二，延误时机，“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至此，皇室珍藏了二百七十二年的王莽头颅化为乌有。这场大火端的不合时宜，否则，借助三维颅面鉴定技术，我们可能会一睹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者的切实“面相”。王莽面相，史书有载，班固借待诏之口云：“（王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如无对照，一般人也就相信了这位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作者的话。问题在于，司马迁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描绘嬴政面相时绘声绘色地说：“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强调“第一部”，因其权威。果真如此吗？秦二世而亡，新一世即斩，两朝国祚皆未超过十六年，立国之人面相又撞了车，显然不只是“巧合”这么简单。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中曾提到一个说法，即历史学家是报复者，他有个人的、不公开的喜恶，受自己的偏见左右，“在写作过程中把这些表现得形象生动”。如此说来，史学家的客观/公正中竟夹杂了主观/私货。

王莽画像，采自《中国皇帝大全插图》

皇帝收藏王莽头颅，据说一则以胜利者的姿态警示臣下莫起贰心，二则试图加之巫术厌胜叛逆者的魂灵。依照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的观点：“无论何时，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古代看到对应的现象，盖其皆出自人为，而他们有着相同的感情，肯定会有着相同的结果。”班固和史迁观点一致，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自相同视角或立场出发，曹魏和西晋都是篡位建国，即便刘秀打着恢复汉家天下的名义起事本质上也是犯上作乱，为何单单王莽成了“异类”而遭受口诛笔伐，被打入另册？这里不得不提到巴特菲尔德另外一个观点，由于代表了人类思考过去的精神，历史要做的是“找出差异背后的共性”。显然，这意味着需将王莽卸妆，去掉修饰技术，恢复他的本来面相，如此才能和一个朝代、一个人物“处于同一境界”，并给予“了解之同情”。

一

王莽建国诏书两次提到“天命”，一曰：“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一曰：“其改正朔，易服色，……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这一说辞和班固释高祖建炎汉时因“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无二致，即强调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史迁亦赞刘邦云：“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事实上，张大天命，固然出于“上本道揆，中依法守，下理人心”的正当统治，亦因传国之运过于垂青而需要心理支撑，此在王莽这里尤为豁然：直至覆亡前夕，他对取得汉家天下仍表现出高度的不自信。进一步申述，与其说王莽代汉系个人主动作为，不如说系时势使然。

西汉中期之后，“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连年征讨，“天下共其劳”，“兴利之臣自此而始”，慕古改制甚嚣尘上。不过，“兴利”不是与民争利，若是，则系秦政、霸道而非王化之迹。经贤良文学诘难，朝野上下不满汉家制度已成显流，眭弘更提出汉帝禅位，“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宣元之际，《穀梁传》因不崇禅让而能矫正吏治苛酷之弊，至要的是其尚周尚礼，以之能致治，故受到统治者瞩目。怀此学问的儒士一则否定汉承秦而来的法治传统，一则强调效法成王周公旧例而“兴太平”。萧望之即说霍光曰：“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至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冀奉亦谏言道：“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材，因文武之业，以周召为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虽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二人固然一因改革身死，一因上书殒命，但师法周政的改制之路却由此而开启，其中，期待或者说制造“周公”系核心环节。

“诏儒讲经”：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另命萧望之评议。采自《帝鉴图说》清内府彩绘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来源：npm.edu.tw）

元帝登基，帝师萧望之领尚书事，和周堪、刘向、金敞“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弘恭、石显等宣帝朝宦官此时占据枢要，“议论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其背后系史氏、许氏外戚势力。按照改制派观点，“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然因“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以久不定”，姑息养奸，萧氏和改制骨干京房遭迫而死，周堪被贬，以至于刘向说任用宦官、外戚乃“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这一前提下“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王莽的出现恰如余英时所说，因系当时两种矛盾的综合产物，既“属于王室势力的系统”，又“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故有效弥合了两派之间的冲突。

王莽辅政前最主要的面相是“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其父兄早死，仅靠爷爷王禁留下的一份遗产果腹。王莽有志于儒，固然系时风所致，自武帝之后，儒学和儒士占据了治国理政的制高点，欲求仕进，志儒是一个必然渠道，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莽父和王政君同父而异母，少时受关照甚少，只能依赖自身努力，光大门楣，故其“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而“当世名士，咸为莽言”。王莽熟习《礼经》，一旦辅政，立即担起改制的重责，其中固然有“学而时习”之路径依赖，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即以之招引儒学集团，巩固个人权力和地位。王莽“盛尊事”硕学大儒孔光，推重其婿甄邯，自称“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定策”，史说其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即是统合儒士和外戚集团，治国理政。因改制是大势所趋，领导改制的王莽由之站在了时代的潮头。

二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后最主要的面相是改革家，在他面前，一幅“致太平”的画卷徐徐展开。王莽讲合六经，托古改制，非仅仅因为《周礼》保存着“周公致太平之迹”，《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诸如此类，根本目的是坐实自己的“周公”形象——首席顾问刘歆将《周礼》作为改制指南，即便不是投王莽所好，也是二人一拍即合。故群臣奏请封公安汉时，以官方名义确定了王莽的周公名分：“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并提出这是“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细节，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称号，却“让还益封畴爵邑事”，按照王莽的意思，“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亦即“致太平”之后再讨论封赏问题。陈苏镇认为，这是王莽立下的军令状。王政君代替皇帝接下了状纸，下诏说：“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一时之间，“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中国已平”，一幅太平景象。

新朝天凤三年（公元16年）《莱子侯刻石》，邹城博物馆藏

检视《汉书》王莽相关材料，会发现其非常重视制礼作乐，也就是所谓的改制/改革，因为这是王莽给世人的承诺，唯其如此，才能证明自己系当代周公，才能上下而顺天民之心。元始三年（公元三年），陈崇称颂莽德时，以之比附周公：“公卿咸叹公德，同盛公勋，皆以周公为比。”元始四年，王舜更以之比附文王：“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因“恩泽之政无所不施”，王莽代汉不但顺理成章，且没有遇到大规模或有威胁的反对，同时，还获得了汉家宗室的一致支持。王莽登基之后，更是加大力度推行改制，回应世人对太平之国的想象，比如恢复井田，即因为其系“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古之圣王莫不下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必须指出，王莽代汉，虽称禅让，毕竟发前人之未发，内心时时流露出不自信。翟义起兵时，他“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因平叛势如破竹，其“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自此而后，地方一旦有作，要么祷告，要么娶亲冲喜，要么哭天。而且，王莽在位十五年，改制之意未曾止息，一则因“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立新王之道”“新王必改制”，体现维新之意；一则通过改制转移或缓解矛盾，以“致太平”争取同情分。

当时之世，“孝宣之业衰焉”，“官吏失牧民之术”，王莽的出现和制礼作乐即拨乱反正。其登基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即消除刘家痕迹，这一点单单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自称圣王之后，将王政君改称“新室文母皇太后”，将女儿改称“黄皇室主”是不够的，他不得不“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通过慕古“制定则天下自平”，借以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根基。就“锐思于地理”而言，其内心更仰慕的是始皇嬴政，试图做千古一帝，这一点自年号即可以看出。“始建国”套自“始皇帝”，目的是“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而且，考诸王莽此后“天凤”“地皇”年号将发现，“始建国”取“泰皇”义，“天凤”“地皇”分别取“天皇”“地皇”义。前人对王莽改制过于频繁，使人摸不着头脑而引发动乱颇有微词。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即王莽的焦虑感自何而来。考诸《汉书》，王莽家男丁寿命均不永，父辈兄弟八人最高寿命不过五十左右，父王曼和兄王永恐不足三十即“蚤死”了，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王莽登基时已经五十四岁，这种时不我待之感催促着王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改制举措一个接一个，且名大于实。

新朝货币，国家博物馆藏

一般观点秉承班固旧说，认为“莽之制度烦碎如此”，引起新朝覆亡，也就是说，王莽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其因改革亡国亡身，这种说法过于偏颇。实际上，王莽改革措施只是繁多，并不具备颠覆性。唯一伤及国本的是出于华夷之辨“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引起反抗，王莽遣中郎将军苗“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出兵击匈，“天下骚动”，兼之持续时久，耗费粮草器械，引起不满。必须指出，给新莽带来致命伤害的是自然灾害。新朝统治时间跨度十五年，年均自然灾害二点六七次，《汉书·王莽传》《汉书·食货志》《后汉书·王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和《太平御览·王卷八七八》记载了六次“人相食”事件，上述皆远高于西汉诸帝时期。地皇元年（公元二〇年）七月，大风摧毁王路堂，王莽诏书揭示了自然灾害对国家的损伤：“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措手足。”长期对外战争加上自然灾害，引起饥民暴动，汉家宗室趁势而作，最终颠覆了新莽的统治。

三

查阅《汉书·王莽传》，“周公”凡四十一见；王莽即真之后，除当天提及“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周公后褒鲁子姬就……已前定焉”，再也不见周公踪迹，这意味着已称帝的王莽放弃了周公辅政叙事，而以圣王制作自居。王莽自以为圣王，班固可不这么看，他说王莽“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并将新莽以闰统名号排入中国历史正统谱系，亦即把它当作两汉之间的小小插曲。《汉书》中新朝附属于汉朝，《资治通鉴》继之而在“汉纪”中叙述新朝，除《王莽传》外，《汉书》没有为一个新朝臣子立传，这一书写方式彻底将第一位把儒家禅让理想变为现实之人的面相定义为兴起“篡盗之祸”的坏人，新莽也因不具备合法性而未被承认。班固咒骂王莽“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完全推翻了之前对其“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的正面评价。

王莽发明的游标卡尺，国家博物馆藏

赵翼说：“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这意味着，中华文明进程中政治革命只有汤武革命和禅让两种基本方式，既然禅让由王莽付诸实施，将之命名曰王莽革命并不过分。这一方式告诉世人，暴力夺权之外还有夺取天下的新选项，这个选项成本最低，于民最利，于宗室也最利——孺子婴和汉献帝皆全身而退。王莽建立新朝之初，人口达到炎汉以来的顶峰，新朝覆亡，人口损失泰半，班固之辈口中的正统竟以牺牲百姓为前提。必须指出，所谓篡夺，也就是班固说的“窃位南面，处非所据”，是由“家天下”也就是世袭政治原则出发做出的判断。“家天下”即世袭，基本规则是“传子”；而“官天下”即禅让，基本规则是“传贤”，盖宽饶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将天下作为公器的禅让制为何被目作谋逆呢？一方面固然因汤武革命系靠本事吃饭，王莽革命系靠阴谋吃食——窃柄者特别以外戚以“甥舅之亲”持国秉政，排摈宗室，嫉害忠良，是有政治野心的“奸臣”，这就被戴上了虚伪/伪善的帽子，一方面恐是统治者和士人合谋的结果：暴力革命起于孟子口中的“仁义之师”，篡夺则是非仁义的，为避免政权被臣下窃取，禅让被道德绑架了。

王莽即位，“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扬雄甚至作《剧秦美新》大唱赞歌。及其覆亡，儒士震惊异常，一些人开始检讨王莽之过而思新王。桓谭曾是莽朝新贵之一，他认为王莽失败系因“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辩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核心意思是批评其死守六经，不知用权，以至于政如暴秦。尽管评论不拘泥于篡夺，但基调仍是负面的。到了南朝宋沈约处，仍批评王莽“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所以身灭”。清人赵翼则综合了前人看法，指斥王莽是奸雄。唯有到了二十世纪，因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王莽的面相才有所改观，一九〇二年，冯自由发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第一次公开正面评价王莽，提出“王田制”深得“平均地权之要旨”，符合“民生主义之精理”，将其目作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驱。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发文称“王莽受了一千多年的冤屈，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公开为王莽喊冤，顾颉刚甚至将王莽称作“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吕思勉甚至说：“莽之败，为之尽节者不少，视汉末无一人死难者，相去远矣。知谓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子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

扬雄像（来源：wikipedia.org）

这意味着，当皇帝“告别”世人之后，君臣大义不再左右看待事物的眼光，道德观念不再是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简单比附现实政治而功利化臧否历史的现象也一定程度被抑制了。这也提醒我们，任何一个人物、事件，特别是一个存在了十五年的统一国家及其领导人绝不可能只有一个面相——儒学也是如此，对它的评价也不该由一个极端跳入另外一个极端。当然，我们须注意到，即便是权威的观点也不应被当成一种可以顺手拿来的固定体系，最多不过是充满洞见且有待批判反思的丰富资源。因此，要着重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历史问题时须规避道德评判或回避私人好恶。剔除自然灾害这个主因，王莽的失败不是一个人的失败，而是儒学全面介入政治生活时因过于躁进而导致的失败。孔子以降，儒学虽然“于道最为高”，但主流观点认为其“无益于人之国”，“迂远而阔于事情”，故备受冷落。武帝虽将“三王政治”作为模本治国，实际上还是杂霸王道，且不时对“古道”表示怀疑。王莽出于革除汉政之弊，适应时代潮流，以“内圣”之资行“外王”之实，扮演救世贤君角色，强推“三代之政”，因引起社会混乱最终覆亡，这似乎印证了叔孙通的判断“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即儒学/儒者不能承担再造社会的重责。王莽临死前模仿孔子说：“天生德与予，汉兵其如予何！”迂腐也可见一斑。

这果真就是儒学固有的疾病吗？恐怕未必。孔子确实曾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即三年之治，可小有所成。但要想实现君子政、理想国，却需时间积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王莽推行儒学之政，最大的问题就是“躁进”，班固说其“炕龙绝气”，“炕”即包含急躁之意。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王莽和儒学失败了，但儒生抛弃了王莽却再次把儒学捡拾起来，同时将失败的因由归结于实践者的个人品行，一贬一褒之间难免有重言轻行之嫌，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不过，话又说回来，王莽虽然秉持儒学“经世致用”思想，但对此不可陈义过高，其政治实践特别对待政敌也有霸道和尚法的一面，亦即王道之外也行霸道，不过儒学底子浓重些罢了。

不得不回到巴特菲尔德，他在谈到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时还说：“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这意味着一旦失败就以“寇”论之。不管如何，一部中国史中唯有王莽将儒学整体性搬上政治舞台，锐意实践。其虽然失败了，留下的政治遗产却值得我们再三咀嚼。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英]巴特菲尔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年版；《天命的悖论——王莽和新朝十五年》，李瑾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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